疯狂人体实验与伦理边界的碰撞史(组图)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医生故意让数千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这对危地马拉人带来的伤害至今仍然存在。当时,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就在这些人群中进行了实验。Ramos是受害者之一,在他服役的两年期间,他被进行了多次注射,报酬仅是为数不多的一些钱。退役后由于住所消息闭塞,他在40岁(退役二十多年后)才被诊断为梅毒,然而他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由于缺乏资源,他只能自行治疗,万幸的是,他熬过来了,但是也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并且把疾病传播给了家人。

Ramos只是美国所进行的控制性传播疾病试验中的不知情的受试者之一。在2010年,当试验真相披露后,美国总统对试验受害者做出了官方道歉。同时,奥巴马也敦促生物伦理学家评估现有标准决定其是否能有效保护受试者安全。在一月,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拨款180万美金来改善危地马拉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以及加强对研究者伦理观念的强化。

一些伦理学家指出,对伦理底线的定义并不都是清楚明白的。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代的研究者可能认为某一规则是公正且必须的,但是对于后代的人来说却是明显粗暴的行为。让我们随着下面12张图片,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在20世纪40年代,性传播疾病(STDs)是卫生部门官员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包括美国在危地马拉进行的研究在内的很多医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都是不符合伦理的。尽管数十年来判断的标准不断改善,临床研究者仍然不断触碰着可被公众接受的科学底线。

作为实验的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加州一个12月大的婴儿被故意感染了疱疹病毒。一名编辑反对发表这项工作,但是后来发表于1942年的儿科学杂志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和公共卫生服务通过研究、改善治疗项目和广告等措施多管齐下全力以赴打击性传播疾病。

青霉素被证实是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有效治疗方式。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医师John Cutler在印第安纳州的Terre Haute的监狱中进行了一项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为了测试一种疾病预防方法,囚犯志愿者被感染了性传播疾病。

Cutler在危地马拉进行的一项实验最终使得1308名囚犯、士兵和某精神病院的患者感染了性传播疾病。来自美国的研究团队同时采取了1384名孤儿和其他儿童的血液样本来评估一项性传播疾病的诊断性测试。证据提示该研究中的受试者在试验前并没有被告知。

纳粹医生进行的研究导致了关于医学伦理的纽伦堡法典的建立,该法典规定进行的医学研究必须获得受试者的同意以及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Cutler在纽约的Sing Sing监狱中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他将梅毒注射到囚犯体内,其中的一些人事先接受了实验性的疫苗注射。

研究者们在纽约Willowbrook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为期15年的研究,在这个实验中他们让存在精神残障的儿童感染了肝炎。

在纽约Jweish慢性病医院中,Sloan-Kettering的癌症研究机构的Chester Southam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告知受试者就将肝癌细胞注射到患者体内。该研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直接激起了对于研究伦理的讨论以及促使联邦政府加强了对研究的控制。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Tuskegee市停止了一项长达40年的试验,在这个实验中观察了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非裔美国人,但是没有对他们进行治疗。

历史学家Susan Reverby抨击了Cutler在危地马拉人群中进行的实验,这促使美国总统Barack Obama向危地马拉民众道歉,并且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该研究对伦理造成了过度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