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男性在由男孩长成男人的过程中，总免不了有一段母亲在裤子或被子上发现精斑的经历。第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影评人——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罗杰·伊伯特，在他的回忆录《生活本身》中，回顾了年少时代这段小插曲。
罗杰在汽车里自慰，经历了性高潮，但弄脏了牛仔裤。他把牛仔裤藏在衣柜，打算稍后清洗。但他母亲“凭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第六感，第二天一早便发现了藏在那里的牛仔裤，指控我犯了‘浪费小宝贝’的罪名，并且在我面前摇晃着牛仔裤向我展示我的犯罪证据。我感到无地自容。”
自慰——精斑——被母亲发现，这个模式可说既喜剧又让人尴尬。是的，神通广大的母亲们总会发现，不管你怎么藏着掖着，即便假装要赖一会床以便等她离开后动手收拾，她仅瞥你一眼便知道你的小伎俩。这似乎也和童年时代比谁尿得高一样，属于典型的男性经历，女性自传中鲜少这般和母亲大人的对峙情景。显而易见，女性不容易被发现，因为她们不会留下“精斑”这么明显的证据，即便是一个被双腿夹得变形的枕头。但，哎，也不过是个动机难以证明的枕头而已。
经历这次“无地自容”以后，罗杰?伊伯特“开始把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秘密都尽可能地与她隔绝”。罗杰的悲催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中期，是自慰早已被证明于身心均无害的时代。虽然他母亲的过度反应伤害了他，但这也只和一个神经质的母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宝贝长大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小宝贝”时的惊愕有关。无关丑闻，或道德劣迹。罗杰以后的性爱生活也未因此受到影响。这该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思想逐渐开化的结果。
在此之前，自慰行为像是藏匿民间的反政府分子，一直都遭遇谴责、打压。据说这种打压的白热化，是在1712年左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庸医，写了本书，宣扬自慰这种恶行的种种淫秽和败坏之处，然后便有一群跟风的医生，相互论证、帮衬。医生们叫嚣自慰能引起很多生理疾病，如失明、癫痫、脊椎结核、丘疹、神经错乱等几十种。简言之，自慰是能致残的行为，不是身残便是脑残。这一糊弄，吓坏了男孩们的父母，他们自动担负起监管的任务，不允许男孩浪费他们的小宝贝。
怎么防治呢？江湖术士们调制了一些药，让人不明觉厉。比如一种名叫“强力大补丸”，还有一种叫“多子多春粉”，专治自慰导致小宝贝流失后的身体亏空。依当时的物价，这药猛贵，一盒药钱可以买290杯咖啡。19世纪中期，市场上还出现一个新式玩意，阴茎报警器，用来追踪身体变化，身体稍有“勃起”迹象，立即报警，以便将自慰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比起强力大补丸、阴茎报警器这些现代人听上去更像是恶搞的发明，对自慰行为最具杀伤力的还是社会舆论。“自我糟蹋”、“肮脏”、“人神共弃”等道貌岸然的评判，成为一道寒光凛冽的剑，悬在自慰者的头顶、心上。导致此般舆论围捕的深层次缘由，有学者认为，源于自慰这种活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通常的性行为，需要与人合作才行，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所以又是社会行为，而自慰，是自给自足，“跟自己做买卖”，这势必引发个人主义的横行，长此以往，还可能导致专制统治在某种程度的权力架空。
连大哲学家康德也站在围捕者一边。这位身高不足156cm、终其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哲学家，一辈子恪守严格的作息时间，主张自我控制，连运动都不倡导出汗，能想来他的立场。康德猛烈攻击自慰，认为“用手淫来亵渎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兽性”。他明显维护主流舆论，尽管他也抨击性爱是一种“利用他人使自己得到享受”的自私行为，但在他看来，作为社会人，理应立志成为一个对他人享受有帮助的人，而自慰，使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属性。
但随着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的发展，自慰逐渐从从前淫秽、猥琐的形象中升华，最后披上了斗士的光环，不但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而且华丽变身，成为现代人之现代性的标配：“追求自我愉悦是实现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塑造精神自我的必经之路”。如今，在全球众多超级大城市，单身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情形下，自慰，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样，俨然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日常琐事。
从这一点看，不得不承认，希腊的第欧根尼或许是最具现代感的哲学家了。他从桶里爬出来，到广场上自慰。他认为性是人之所需，和吃饭一样自然，既然人能在大庭广众下吃东西，为什么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自慰？他的方式很是激进，观点却非常现代。
至于那些有时让母亲们惋惜的“小宝贝们”，既然有些时光是用来挥霍的，有些小宝贝，就是用来浪费的。
文/寇研 自由撰稿人。喜欢一切美好的人或物。男人，女人，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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