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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该做什么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但真正具备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

只有更多的科研人员致力于原创性、原理性的重大发现,我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强国。

1.基础研究不应为论文而论文

只有致力于原创性、原理性的重大发现,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强国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显示,过去10年来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万篇,跃居世界第二位。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第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孙枢认为,论文是体现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因此用论文来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必要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近些年来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科研实力逐渐增强。

孙枢同时指出,基础研究追求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新发现,不是为论文而论文;对于发表的论文,不能光看数量,还要看质量。

评价科技论文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被同行引用的次数。统计显示,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篇。瑞士、荷兰、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科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在17.21—11.35之间。另有统计显示,我国发表的所有科技论文中,超过1/3的论文是“零”引用论文。

不难看出,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质量总体上有待提高,同国际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根据自己对近年来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趋势估计,孙枢认为,我国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要达到世界均值强国的水准,还得用8—10年时间。“我们希望前进的步伐更快,但面临的挑战是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而这归根结底要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认为,那些能够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认知和新途径的科学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也是基础研究应该鼓励的方向。“只有更多的科研人员致力于原创性、原理性的重大发现,我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强国。”

2.什么样的指挥棒就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

以论文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是导致“短平快”研究泛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有那么多科研人员热衷于容易发论文的“热门”研究?多位科学家认为:这与我国以论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导向密切相关。

“科研评价就像高考中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王晓东说,无论是科研项目评审、结题验收,还是国家实验室等的评估,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国内同行评价。每个领域的评委,基本上是由院士主导的同一批人,新面孔很少;已经试行的少数国际评估,大多数属于走过场,最终说了算的还是国内的少数“学术权威”。“有些评委的学术水平很难说国际一流,加上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他们很难对前沿的科学研究做出准确、客观的判断,最后只能看论文数量和所谓的影响因子”。

“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如此,科研人员必然不去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喜欢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王晓东说,长此以往,科学研究容易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日益远离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

据了解,近些年以论文数量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愈演愈烈。科技评奖、院士评选,乃至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奖金分配等,都是论文数量说了算。研究生想毕业,必须在两至三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否则就通不过。这也逼迫导师“化整为零”,在某项研究还未完成、结果还不成熟时就急于发表论文。

基础研究中的“避重就轻”现象,不仅加剧了科研人员的浮躁心态,还导致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科研自信。

北京某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主任告诉记者,当他和研究团队提出一项世界前沿的研究课题时,立马有评委质疑:美国人做了吗?国外有做的吗?“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科学家没有做的,中国人先做就没有价值,也不太可能成功。”

3.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应尽快培育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实行真正的同行评审

采访中,多位科学家向记者表示,基础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前沿探索,对其评判是真正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科研人员到底该做什么,所发表的论文有多大的科学价值,应该由有真才实学和科学操守的科学共同体来决定,实行“科学自治”。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肖尤丹说,基础研究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和其独特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应该鼓励“科学自治”和科学家自由探索。“无论是科研项目的选择,还是科研结果的评判,都应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主导作用。”

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简单说,就是由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在我国,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学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各个科学部等,都属于科学共同体的范畴。

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就科研项目评审、科学成果评价来说,科学家更为认同的是“小同行评议”。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举例说,西方国家有专门管理科学的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行内专家,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对本领域未来发展有巨大影响,跟他们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在决策时会非常小心。因此,他们的评价能够真正反映领域内科学家的意见、要求和观点。

“让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坐下来讨论该支持谁、支持哪个项目、支持多少,永远讨论不清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最重要。”王晓东认为,这些事应该由成熟的科学共同体来主导,发挥小同行专家的作用。

肖尤丹说,科学共同体借助学术竞争机制,建立利益回避机制,健全议事决策规则,承担起选择和评价所资助的科学研究与科学家的责任,已经成为国际惯例。

在王晓东看来,科研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一项重要职能是选择好的科学家或科学团队,并对其成果进行真正的学术判断。“基础科学应该以支持好的科学家为主,让科学家拥有最大的自主权,少搞些计划、项目和不必要的检查。打个比方,就像种地,就看你选择的是不是好农民就行了,尽量不要管他种什么、怎么种。管理者只看最后的结果:你打了多少粮食,养活了多少人?没有必要天天去地里检查。”王晓东说。

“基础研究没有国界,也不用保密,是世界同行在同一个舞台上的竞争与合作。”王贻芳指出,考虑到目前国内缺乏科技领军人才、同一领域真正有水平的小同行有限,因此在基础研究方向的选择、成果的评价中,应尽可能多地引入国外同行,进行能体现科学水准的国际同行评价,最大限度摆脱非科学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