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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几家重要医学期刊上刊发了数篇述评文章，传染病专家们在文章中表示，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实验性药物和疫苗研究应得到优先关注和重视。
同时，一些专家提醒，尽管对治愈药物和疫苗的需求如此迫切，也须把好新药检测的关以确保药效及安全性，另外还不要忽视改善基础卫生设施及过去政府部门为遏制埃博拉疫情所做出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Medscape医学新闻近期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目前正在乌干达现场工作的一位传染病专家向Medscape医学新闻记者表示，挽救本次埃博拉疫情大爆发的一线希望可能就寄予在发达国家对传染病的优先研究上了。然而，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落实到实际行动和药品研发上仍需承诺和资金，今后是否能持续得到支持还有待观察。
此次西非埃博拉疫情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疫情，据估计病死率在50％至90％不等。截至8月21日，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报告如今确诊和疑似病例总数已上升至2473例、疑似感染死亡人数1300例。
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以及缺乏有效治疗雪上加霜的窘境，迫使公众将希望寄托于实验性新药的研发工作上来，而相关人体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亟待开展。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召集伦理学家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缺少疫情受累国代表的参与下，在其官方网站上撰写并发布了一份声明（详情见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4/ebola-ethical-review-summary/en/）。
该项声明内容提到“认为使用尚未经过验证的、未知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干预措施是符合伦理的”，以及“道义上有责任设计尽可能完善的临床试验用来评价这些干预措施……”。
来自乔治城大学和华盛顿特区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的Jesse L. Goodman博士，于8月20日在NEJM杂志上在线发表文章（详情见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409817），认为当务之急仍应放在实施控制感染的措施上来，但同时他也强调了研发有效的治疗药物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使用所谓“神秘血清”ZMapp（马普生物制药公司和LeafBio出品）时引发了激烈争论。该药就是用于治疗两名在西非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Kent Brantly博士和Nancy Writebol。
ZMapp含有3种单克隆抗体，研究证实可以用来改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病毒感染生存率，但还没有在人体进行过安全性试验验证。虽然两名美国感染者经治疗幸存下来，但却另有一名使用该药的患者不治身亡。而且，这两名美国感染者的痊愈为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仍未可知。
Goodman博士认为，高级支持护理措施抑或是发病最初几天时间给药等因素，都可能在两人病情恢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Brantly博士还接受了埃博拉痊愈患者的供血，该法尚未得到疗效证实，而这两种治疗方法的叠加使得ZMapp是否具有潜在临床获益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辨。
需要设计完善的临床试验以避免获取误导性数据
所有这一切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针对诸如埃博拉感染这样的散发在资源匮乏地区的疾病，如何更好地开展药物研发和新药验证的问题。目前正在研发的治疗包括基于RNA的疗法（TKM-埃博拉，AVI-7537）和腺苷类似物（BCX-4430）。批准用于其他适应症的药物如氯喹和伊马替尼，可能也具有抗埃博拉的活性。
Goodman博士建议，应允许实验性药物有限度地使用，如在紧急情况下“同情使用”。但还必须设计临床对照试验以免出现“误导性甚至有害的结论”。例如，急性重症病人使用新药治疗，若新药严重不良反应体现为器官衰竭甚至死亡，那么就难以区别是疾病使然还是药物不良反应致此。
纽约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副教授Kartik Chandran博士认为，各种疗法中最有前景的还是单克隆抗体混合配方的“鸡尾酒”疗法。
Chandran博士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盟成员，该团体于2014年3月创建，自成立之日起与来自15个研究所的不同学术、政府和厂家研究员合作，一道研发治疗埃博拉的“鸡尾酒”抗体配方。
Chandran博士还是Gang Chen 等于8月20日在ACS Chemical Biology杂志上在线发表文章（详见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cb5006454）的共同作者之一。这项研究表明，Chandran博士及其同事研发的抗体能够保护小鼠抵御埃博拉苏丹病毒株（备注：如今西非爆发疫情中流行的是埃博拉扎伊尔病毒株）。
Chandran认为，开发治疗药物比疫苗紧迫，且抗埃博拉药不是当下所唯一急需的，但却是此次疫情引发的国际应对策略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建模中心Alison P. Galvani博士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在8月21日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杂志上在线发表文章认为，应该着手部署使用几种尚未经过验证的疫苗了。目前还没有开展抗病毒新疫苗后期人体试验，也没有官方许可的疫苗上市，但却存在几种待选疫苗可用。
I期临床试验结果证实，一种DNA疫苗具有不错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Galvani博士等指出，水泡性口炎病毒重组疫苗也颇具临床应用前景。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制定的“动物原则”规定，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参考动物模型数据评估人体安全性和免疫性数据。
Galvani博士等认为，对于那些在I期临床试验中验证为安全有效的疫苗而言，与疫区医务工作者面临高致病性埃博拉病毒肆虐所带来的风险相比，人体使用疫苗所带来的安全性风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美国CDC主任Thomas Frieden博士等于8月20日在NEJM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承认推进药物和疫苗研发的重要性，但还强调了坚持实施控制感染的公共卫生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使用储备量十分有限的实验性新药和疫苗已引发了不少伦理学问题，但使用安全有效的疫苗将有可能进一步保护医务人员及疫区其他潜在感染的人免于感染。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生物化学副教授Jonathan R. Lai博士也是Chen博士等在ACS Chemical Biology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共同作者之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盟成员，他认为所有疫苗和新药都应在监管过程中不断推进研发。
Lai博士也赞成研发新药优先于疫苗，他认为埃博拉疫情是散发的且难以预料的，即使研制出了安全而有效的疫苗，也仍旧需要有效的治愈之法。
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领头人Ezekiel Emanuel博士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社科/医药卫生部Annette Rid博士，在8月21日Lancet杂志上在线发表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遏制疫情蔓延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应为当前第一要务。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虽然研制出埃博拉特异性药物或疫苗的前景是诱人的，但当前这些未经验证的干预措施在全球应对疫情策略中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从根本上说，对于此次埃博拉疫情抑或是未来可能爆发疫情而言，均需要将关注点放在强化卫生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而不是关注于实验性药物和疫苗。
此外，他们指出遵照8项科研伦理原则开展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极端重要性，还应确保对新药超出贫富之分保证公平分配。倘若临床试验用药之外同情使用确有发生，那么要保证用药结果的充分透明公开性，并由一个中立的机构监督执行。
不同学术期刊上还发表了多篇评论性文章，不同文章均围绕当前埃博拉疫情进行探讨。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8月20日NEJM杂志在线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贫困作为单一且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何此次埃博拉疫情波及范围如此之大、情况如此之严重以及遏制疫情如此之艰难。恐惧也仍然是遏制疫情的最大阻碍，该负面情绪可能会破坏疫情监测和治疗工作。
来自防疫前线的观点
本·古里安大学微生物、免疫学与遗传学系高级讲师Leslie Lobel博士，接受Medscape医学新闻电话采访时，谈及了他在乌干达的研究成果。Lobel博士也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盟成员。
在之前长达12年的时间内，他的研究小组对具有抗埃博拉病毒免疫力最强的感染幸存者体内提取出的抗体，以及能够同时中和多种埃博拉病毒株的抗体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还对体内几乎没有记忆性免疫力的幸存者进行了研究，试图探寻这些病人是如何活下来的。
Lobel博士表示，他们想要为将来可能爆发的疫情以及其他未知丝状病毒感染的治疗做好应对准备。陆续将所有患者纳入研究队列，而不仅仅是研究那些免疫力最强的患者。这样有望为研发非常有效的疫苗提供足够的有用信息。
Lobel博士也同样表示，科学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实际情况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将疫苗投放入市场，制药公司已经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负担不起损失这么多的资金去生产一种产品，用来应对这种外源性疾病；另一个要应对的巨大挑战就是协调全世界政府工作，共同募集研究资金。
Lobel博士认为除却要面对的科学攻关问题，政治和经济方面带来的挑战也同样艰巨。
Lobel指出，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倘若分析此次疫情能够带来何种正面作用，那就是给人们提出一个警醒，我们不能放任传染性疾病不管而高枕无忧。当前传染病研究缺乏资金、病毒学家缺少学术机遇问题都引发后辈对该领域研究望而却步。
Lobel强调，支持新技术和抗埃博拉工作在此次疫情结束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各国政府需要警醒意识到，我们需要重新平衡资金投入，以利于传染病研究获得应有的公平份额。实际上，相较于当今医学领域其他疾病而言，传染病更是一个威胁全球稳定的隐患——这些传染性疾病塑造了人类之前的文化形态，同样也会对未来的历史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